“苏州评弹”是江南姑苏吴地的代表性民间曲艺非遗文化艺术形式。“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皆属于舞台口头文学书艺表演艺术范畴，主要以吴语方言讲说、弹唱、表演故事，故事大体涉及历史、传说、传奇、神怪、侠义、公案、宗教等各类题材，通常由说书人以叙述者身份，使用第三人称口头讲说或说唱演绎故事，评弹表演所使用的故事文本叫作“书目”，“书目由文本和表演两部分组成。文本为口头语言，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本。表演把文本由静态转化为动态，并和听众互动”[2]。用于书场表演的故事文本又叫作“脚本”，脚本又可分为“说本”和“唱本”。早先的评弹说书，无论是评话还是弹词，均以“长篇书目”为主，每部长篇书目分若干场次表演，每场书称为“一回”。说书表演通常须逐日连续演出，短一点的书目须连续表演十几天，稍长的可表演一两个月，再长的可连续说半年甚至一年。
旧时艺人说书，有一天一场，也有一天两场，每天两场的分为日场和夜场。说书人连续说唱表演直至演完一部长篇，就可以换一个地方从头演起。长篇书目的听客一般坚持每天听书，听书按场或包月收费，所以长篇书目表演有助于稳定书客，降低演出成本，稳定表演收入，减少艺人“跑码头”的奔波，使艺人行艺演出的生活趋于平稳，同时赢得丰厚的报酬。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生活归于平稳，加上江南一带城镇相对富庶，城乡的休闲娱乐活动逐渐丰富，居民的工作、生活节奏也日渐加快，因此出现了有三四回书的中篇书目，以适应快节奏生活和不同听客的审美娱乐需求。后来还出现了节奏更快的只有一两回的短篇书目，且很受过路苏州或吴地旅客的欢迎。但从说书艺术的发展和传承历史来看，长篇书目才是评弹艺术的生存之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唱片、广播、电台、电影艺术兴起，评弹表演也开始走进无线电和光影时代，广播书场曾风行一时。改革开放以后电视、电脑、网络等多媒体相继繁盛，加上各种与上述传播、媒介手段结合的全新群众时尚文化休闲娱乐活动不断涌现，评弹艺术因慢节奏、长耗时、陈题材、单一形式等种种原因，渐渐淡出市民生活，能坚持天天去书场、茶馆听书的观众越来越少，所以传统长篇书目表演日益衰落，进而导致评弹艺术日渐衰微，其发展也面临了时代的瓶颈。
苏州评弹可在歌厅、书场、茶馆、饭店、酒肆、园林等各种场所说、噱、唱、弹、演。由于说书主要凭借语言口头说唱，所以对演出场地要求不高，在城市文化娱乐贫乏的年代，书场的普及率一度非常高，评弹表演亦有过数个非常辉煌的时期。它的演出形式有：单档，只有一位演员独立表演；双档，由两位演员合作演出，男女不限，但多为男上手、女下手；三档，三位演员一起演出；多档，多位演员同台演出，也可有多少演员参演就称几档。早先评话、弹词都是单档，后来的弹词逐渐出现双档，随着时代的发展，又逐渐出现了人数不等的多档。苏州评话的表演方式多为单档，单档表演时，表演者端坐于台上，身前置一长方形书桌，手持一方醒木，表演中只说不唱。苏州弹词的表演方式原先为单档，后拼档表演逐渐多起来，现在表演常为双档，一人手持三弦，又弹又唱，称为“上手”；一人手持琵琶，弹唱应和，配合书情表演，称为“下手”。正因为苏州评弹的演出是为了说书讲故事，长篇书目更有利于艺人生存，所以过去的评话、弹词所用书目往往以长篇故事为主。从表演形态上看，评话和弹词皆采用坐演形式，如评书坐讲、弹词坐唱，是苏州说书的基本形态。就连清代弹词名家王周士在京城御前侍讲，都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恩准，允其享有御前坐演的特权。苏州评弹的演出舞台非常简约，演员通常是在书台上居中表演。书台一般高出地面，面积远比戏曲表演舞台狭小，或用砖头砌就，或用木板搭台。评弹因采用坐演形式，故说书人舞台上的表演位置相对固定，即便偶有起身表演的情形出现，亦不会离开座位近前。评弹表演的固定陈设是半边桌（长方形木桌），一人表演时演员通常坐在横置的桌子后面说书，两人表演时表演者往往坐在纵置的桌子两侧弹唱，桌上可放置简单的道具，如醒木、折扇、手帕、茶具等，其中茶具既可用于演员饮水解渴，又可以将茶壶、茶杯、杯托、杯盖作为演出道具使用。说书的长桌在弹词表演间歇或单档表演且使用多种乐器时也可用于暂放乐器。苏州评弹的演出设施、服饰、道具都非常简单，因而很适合在民间各种休闲场合表演。旧时评弹艺人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应听客邀请到家里出演“堂会”说书，连续表演的说书演出叫“长堂会”。评弹演出的穿着多以传统民间服饰和装束为基本特征，男性演员多着长衫，女性常穿旗袍或着其他传统民间服饰。
苏州评话只说不唱，迄今为止基本采用单档表演，偶尔也会出现双档的形式。评话表演“以说书人用第三人称讲述故事为主。同时，说书人不时用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讲述故事、描写人物。说书人还可以用故事中人物（脚色）的第一人称，代故事中人物说话”[3]。表演除去讲说外，还经常运用噱（笑话）、拟声、口技、表情、动作、起脚色等诸多表演手法，演出形式较其他舞台综合表演艺术形式简约。
苏州弹词兼有说唱，并以弹拨乐器伴奏。早先弹词为单档演出，基本上为男性演员表演，表演者手操三弦自弹自唱，以散文说表、韵文歌唱、三弦伴奏，构成说、唱、奏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后出现双档，弹词双档时代多采用男女搭配组合形式，演出通常为男上手、女下手，但也有两位男性或女性演员拼档表演的情形。在双档表演中，弹词上手一般手持三弦，以说、唱为主，佐之以三弦伴奏，然而自弹自唱表演依然时常出现在上、下手各自的表演当中，双档演出也可采用上、下手互相伴奏的弹唱形式，由于歌唱者和伴奏者不是同一演员，所以伴奏者可以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伴奏，并得以进一步拓展伴奏艺术，为改进伴奏技术提供了相应的空间。表演中，三弦说唱者往往会按照自己的嗓音特点和演唱音域来确定三弦的调性音高，以其呼应和配合说唱表演，与说唱相辅相成。在往后的发展中又逐渐出现了三档甚或多档的表演形式，但仍以单档自弹自唱和双档互相伴奏说表弹唱形式为主。双档表演时演员须区分上、下手，通常右为上手，多为男性，手执三弦，三弦音色更为接近男声，所以上手三弦渐渐成为正常的拼档表演模式，掌握演出进程；左为下手，男女皆可，下手手执琵琶，配合上手演出。琵琶的弹奏方式是弹拨，弹词表演中下手借助弹、拨琴弦，演奏音调旋律，和声演唱。由于琵琶音色明亮、清脆、饱满、细腻，珠圆、玉润，白居易称之为“大珠小珠落玉盘”。曲艺演唱对字词表达要求很高，不仅要字字清晰、颗粒清楚，还要求“字正腔圆”，琵琶明亮而清脆的音质、饱满而细腻的音色特点、干净而明晰的颗粒感，正好与苏州方言的说表和歌吟形成很好的互补关系。在男女拼档表演逐渐成熟时，女演员担任下手弹奏琵琶较为多见，琵琶音色较三弦清脆、明亮、灵秀、悦耳，也更接近女声，与三弦相呼应，所以女艺人做下手弹奏琵琶渐成程式。[4]弹词亦为说书讲故事，但较评话多了弹唱音乐形式，所以弹词表演除去说、噱、拟声、口技、表情、动作、起脚色外，还有器乐弹奏、人声演唱等。由于弹词艺术引入了音乐表现手段，故弹词较评话表演形式丰富，但依然比其他舞台综合表演艺术形式的艺术手法简单。
评弹既然以说为主，所以演员强调“一说二唱三弦子”。除了唱之外，还注意表和说。
“表”是评弹的精华，以说书人第三身（者）的身份出现的：
1.描写环境。
2.描述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
3.介绍事件、时间、空间、描摹人物的穿着打扮。
“说”是角色间的对白：
1.直接的对白。
2.咕白：角色的潜台词。
3.衬白：角色之间对白不能碰头。[5]
评弹表演使用苏州方言说唱，采用口头语言表达方式，这样既便于书客听懂，也便于表演者与书客互动交流。故事叙述中，表演者一般以叙述者口吻表演，进入脚色后可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为了区分表演者与脚色的身份，讲述和演唱的语言也会出现各种变化。书目表演中除去正常使用苏州方言说唱外，一是使用中州韵、官话、其他地方方言完成脚色跳进跳出的身份转换；二是依靠嗓音发声改变说唱音色特质，如使用大嗓、小嗓或改变嗓音色彩、力度、语频、语速、语气、音高、唱调、表演等，进行脚色转变，或体现脚色人物身份变化。说书表演的语言主要分为“散文”和“韵文”两种。这里所说的散文并非文学艺术中的“散文”体裁样式，而是泛指除“韵文”“骈文”之类重视押韵和排偶文体以外的语言风格；这里的“韵文”即指各种用韵的文体，主要特点是合辙押韵。评话和弹词表演都有使用韵文的情况，除去弹词的唱词使用韵文外，两者在说表中还经常会使用赋赞（供铺陈、赞颂、描绘人物和渲染气氛的念诵韵文）、挂扣（脚色出场自我介绍时的念诵韵文）、韵白（调节气氛、叙述描写时使用的念诵韵文）等韵文文体。评弹表演使用苏州方言，还包括了各种当地民间的俚语俗话。这些语言要素的运用不仅能够使书目表演更为贴近群众的生活，情景性、情境性、趣味性更强，还会由此引申出许多噱头和笑料。
评弹艺术的基本表演依靠的就是说、噱、弹、唱、演。“说”是指“说表”，包含叙述、讲说、评议、说白、对话等；“噱”指“噱头”，是使听众发笑的话，为吸引书客的重要手段，包括小卖（活跃书情、引起思考的笑话）、外插花（起衬托、解读作用，穿插在故事里的笑料）、肉里噱（发掘自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喜剧因素和笑话）；“弹”专指弹词艺术中的唱腔伴奏器乐和纯粹器乐展示性的弹奏音乐，弹词的伴奏主要包括用于自弹自唱的自我伴奏，拼档演出的交互伴奏和专门用于静场的弹词开篇伴奏、弹奏，以及展示器乐弹奏水平的独奏表演等；“唱”专指弹词艺术中的人声歌唱部分，主要由唱词、唱调、唱腔、唱法组成，同样以语言为内核配合剧情发展，但又增加了人声的审美内容；“演”指评话、弹词表演中的台风、面风（面部表情）、手面（形体动作和表情）及其他舞台表演要素。
在评弹艺术现象中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现象，如评弹演员“大书半路出家的多，如石秀峰、王再亮等。小书比较少”（周玉泉口述）[6]，即弹词艺人较评话艺人更多从一开始就专门学习书艺表演。其实细想起来也并不难理解，这是因为评书的基础艺术素质要求总体低于弹词，大书仅为讲说表演，相对于弹词还要弹唱而言，入行的门槛难免会低一些，故评话演员才较多半路出家学艺、行艺者。而弹词艺人通常需要在音乐素质上有相应的学习、训练和积累，并且要达到一定水准才能获得登台表演的机会。再有，弹词艺术在嗓音要求上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一点跟戏曲、声乐等声歌艺术形式有很大区别。因为弹词艺术终究是说书，是叙述和表演故事，所以弹词艺术对说话和歌唱的音色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就连苏州评弹的一些著名弹词唱腔流派，也包容了很多嗓音天生喑哑、粗糙的艺人，有些还干脆以这样的嗓音特质演绎出以姓氏为标识的流派唱腔唱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弹词高手、响档、名家。有经验的弹词老艺人常说，“我们评弹的唱是有音乐的说”，“唱是说的继续”。这就强调了弹词唱腔要“说唱化”，要体现出说书的特性。[7]评弹艺术中的弹词艺术除了上述的“说”，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唱”，有别于其他单纯的说书曲艺，与说唱艺术中的“鼓书”“鼓词”“曲子词”同类，关键在于有人声音乐的“唱”和伴奏音乐的“弹”注入其中。弹词音乐的核心是“讲唱故事”，这就要求将人声演唱和音乐伴奏服务于讲说、叙述、表演故事，而器乐伴奏需要服从于唱腔演唱，唱腔音乐又服从于唱词语言的演绎，进而服从于语言故事的说白表达。这一切形成了苏州评弹说书人“又说又弹又唱”表演的特征。
评弹常用来泛指苏州评弹。首先，在我国不少地区都有评书、评话、弹词形式，如评话类有扬州评话、杭州评话、宁波评话、绍兴评话、南京评话、福州评话、宜春评话等，弹词类有扬州弹词、温州弹词、桂林弹词、长沙弹词、贵州弹词等；但除去苏州和扬州兼有两种形式外，其他地区都只有其中一种书艺形式，故不能以评弹相称。再者，苏州最先使用评弹称谓，所以习惯上人们会将评弹等同苏州评弹，扬州虽然也有将扬州评话、扬州弹词合称为扬州评弹的情况，但扬州民众往往更习惯将两个曲种分开称呼，不似苏州时常将二者合称为苏州评弹。
然而，尽管现在评弹称谓已经为民众广泛熟知和使用，尤其是非吴方言区，对评弹概念的理解和认同程度可能更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评弹称谓的形成和确立有其自身的历史因由，且评弹业界对该称谓并非没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就有出生于苏州的著名浙江评弹作家蒋希均，他曾专门在《“苏州评弹”的称谓及其他》一文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评话、弹词抑或苏州评话、苏州弹词，本质上都是说书，其中前者为“大书”，后者为“小书”，演员叫“说书先生”，表演场所叫“书场”，书场里有“书台”“书桌”，说唱的故事和篇名又都叫“书目”，书目还要分“生书”和“熟书”，一切皆与“书”相关，一切均与“书”联系。况且它们根本就是“有着许多不同的‘两个曲种’”。二者非但不是一种说唱艺术，而且不是一类说唱艺术：苏州评话属于评话类，是与其他地方的评话（书）并列的；苏州“弹词”属于“弹词”类，是与其他地方的“弹词”（或叫作南词、文书、弦词、评词、文场、木鱼书等“小书”）并列的。[8]总之，他认为评弹合称后反而不能并入任何一类说唱艺术形式，所以不赞成将评弹视为某一类曲艺艺术形式。关于“评弹”或“苏州评弹”的称谓，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业界同行之间，都存在不同看法，即便是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着很多容易导致认识、理解偏差的误区。